冯德良：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菏泽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单县作家协会会员，退休教师，中学高级职称，农民出身，干过临时工，当过兵，后来成了“孩子王”，诗歌、散文、寓言偶见于报刊杂志。
喜被子
文/冯德良
在我们这地儿，大凡儿子娶媳妇或者闺女出嫁，只要是明媒正娶，只要条件许可，父母亲们总要给孩子们做两床喜被子。除非家里特别困难，除非女孩跟心爱的人私奔，一张包袱皮儿，包不下被子，只能包着自己的心爱之物，包着对幸福的希冀偷偷走人。也正是因为《朝阳沟》里银环偷偷离家出走，才有了“……出门没有带被子，失急慌忙离开家。你到家里看一看，铺的什么盖的什么，做了一床新棉被，新里新表新棉花。”银环妈和栓宝娘这一段经典的对唱台词。短短几句话，写出了银环妈和栓宝娘对闺女和儿媳的关爱之情，也写出了一床喜被子在百姓心里的重要性。喜被子常常被众人视作嫁娶的标志物，毕竟人一辈子通常才只有一次新婚啊。
也许有朋友会说，煽什么情啊，不就是一床新棉被吗？是啊，现在只要你兜里硬硬的(不论是现金，还是里面有钱的什么信用卡、借记卡、金穗卡、这卡那卡，哪怕只揣着一部手机)，现在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超市里、或者坐下来在网上去购买什么鸭绒被，什么蚕丝被，什么太空被，绸缎被，随你买多少床都可以。但是，有句老话说“今非昔比”，反过来，过去的日子又怎能和今天比较！
在改革开放以前，换句话说，在责任到户以前，做一床棉被却不是易事。那时，人们的口粮相当紧张，每个家庭可分到以饲料地为名的几分自留地，简称猪得。说是猪得，实际上人们都种上了粮食作物用来褁腹度日，没有谁傻乎乎地饿着肚子用粮食去喂猪们。虽说生产队会按照上级要求种植几十亩的棉花，但那是定购任务，采购站负责统一收购。在交够定购的皮棉之后，还有那么一些剩余，每个社员才会分那么一斤或几两的棉花，用来纺线织布做单衣、棉衣。如果没有完成上交的任务，队长是不敢去私分半斤八两的。那时当队长的多是一些久闯江湖、八面玲珑之人，打死狗大家吃肉，被狗咬了自己的事他绝对不会去做的。
谁家要想做那么一床棉被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一，过了霜降，在生产队拾过最后一遍之后，三五人结伴早起，半公开半私密地到棉田里去捋那棉桃(一个半大小子，没有经验的我也曾跟着随三姑和堂姐去过，不过，天还很黑，傻傻的我捋回来的多是没有棉花的棉花壳和几乎没有内容的棉桃，让母亲好一顿数落)，回家晒干后取出棉花，轧过弹过后，纺成棉穗儿，再经过好多工序，织成土布做被里，染上色做被面，絮上些质量很差的棉花就是一床棉被。二，说来不太体面，过去拾摘棉花大都是妇女劳力的活计，胸前系上布兜，摘拾了棉花放进布兜中。好多有经验的女社员，你明明看着她放到了前面，可她却像变魔术似地放进了裤腰里，那裤腰又是特制的，每次能装进二三斤呢。队长看见了，又不能去那里乱摸的，假如那女人是泼妇，或者那女人的丈夫是一只“醋缸”、等着吧，准会有好戏看，说不定会因此会挨上一顿猛揍。记得有篇小说，大概叫做《陈小手》中有句精彩的句子——“我的女人能是你随便乱摸的吗？!”所以，到了收工时，往往会指派妇女队长(每个生产队设妇女队长一名)搜查，那又能怎样呢，对于有些背景，有些后台的人，她也不敢到处乱摸啊，就是摸到了棉花，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视而不见。有时她也会公报私仇，要是有人和她有矛盾而又是一个软柿子，还没有过硬的后台，偏偏又被她盯上了，等着倒八辈子霉吧，搜出来的棉花充公不算，还要批斗好多次，那个丢人现眼，让她恨不得眼前有条地缝钻进去，在人前人后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。
那时一床棉被大概就是三、四斤重，没参军以前，上学放假后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多半和别人睡在一起(当然是男性同伴)，合盖被子，要不会被冻成“团长”。记得我们当兵时发的棉被也是四市斤。你别说，那时的我们还真挺抗冻的，一床那么薄的棉被加上一件破大衣就能过冬，也没谁整天叫着嚷着冻得慌！
每逢女儿出嫁，或者儿子结婚，谁家能为他（她）们准备两铺两盖，也就是两个褥子两床被子，就算上等人家了。如果谁家做了两铺四盖，瞧吧，做母亲的准会炫耀的“地球人都知道”。特别是新人晾晒铺盖时，亦会引来一片啧啧赞叹声。殊不知，这也暴露了她(他)们家里人摘拾棉花时的小秘密了。我们家底薄，人口多，母亲在我结婚时力所能及地做了薄薄的一铺两盖，时至今日，还被老伴儿取笑。我常常暗想，我的女儿出嫁或者儿子娶亲的时候，一定要给他们多做几床厚厚的，新里、新表、新棉花的新棉被！孩子们千万不要去说什么“好男不吃分家饭，好女不穿嫁时衣”之类的话语了，别傻呀，这是关乎着你们以后的温暖问题。
女儿儿子要结婚了，我们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，留足了地块，购置了优良棉种，刚过“谷雨”，就赶紧下种。种植棉花需要技术，特别是播种时，深了不可，浅了不行，“一指浅，二指深，三指过了就要闷”。棉苗还没出土，就要锄上一遍地，名曰锄“梦花”，为的是要保证一播全苗，要不还要营养钵育苗补苗。紧接着要进行田间管理，那叫精细呀，定苗、整枝、打叉、追肥、打药、打顶、掐边心。“七月十五趟花棵”，意思是过了农历的七月十五，棉花就开始成熟了。
趁着好天气，赶紧采摘，把那些吐絮较好的分拾另放，然后将那上等的棉花轧过弹过之后，准备一些高级的糖块，选择吉日，孩他娘找了几位相处得很好，儿女双全，近期还没有老人过世，且心灵手巧的朋友、邻居，做成两米宽两米二长的里表三新的棉被。做成的棉被每一床都有十好几斤呢（仅是棉絮就十二斤），孩子们不要这么厚重的，我们也知道她(他)们住处供暖，可是在做被子时，不知不觉地还是做了那么厚。担心他（她）们那儿忽然停电，供暖设备忽然故障什么的！儿子结婚后，没有全部带走，每次晾晒，很费力气，都要趁我在家的时候。晾晒过后的棉被非常蓬松，鼓鼓的，暖暖的，软软的，收拾的时候，孩子的妈妈都往往会一脸幸福的笑容。
这要放在刚责任到户的一段时期内，还是不太可能的。虽说土地到了户，人们可以自主地种植一些棉花作物了，可是那几年又“盛产”棉铃虫。棉铃虫啃蕾蕾掉，咬花花落，夜间吃得饱饱的，清晨就躺在了盛开的花朵里“闭目养神”,那个肥，那个胖，那个丰腴！每天清晨起来，在满是露水的棉田里，人们腰间扎上一块塑料布，一棵一棵，一垅一垅的去捉。捉棉铃虫成为了一道另类乡村风景。人们对棉铃虫深恶痛绝，又别无良策，于是，一首挺有意思的民谣顺势而生了——“叶利钦、xxx，村干部、棉铃虫”。那时抗虫棉还没有诞生，法国的、日本的高效农药“敌杀死”、“速灭杀丁”倒是非常有效，可进口这些农药需要外汇，进口的数量就很少，加上很多人去走后边的门，所以很难买到。
有利可图，市场上就有了很多的假农药。听说邻村有位农妇因和家人生气，买来一些，回家后一气灌下，医院，经过观察，你猜怎么着，既没洗胃灌肠，又没打针吃药，除了胃部稍有不适，竟然什么事都没发生！事隔很久，有人，当然是关系不错的人调侃，,问她那药什么味道，她羞赧地回答说像汽水。为此，她的家人专门为这家农资商店送了一面锦旗表示感谢，感谢是真，打脸也疼，锦旗上感谢的话也有了多种版本。那个时候，别说农民们对棉铃虫没办法，就是国家也无计可施，不是么，国务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奇特的机构，叫做“防治棉铃虫办公室”，还真记不准谁是第一任“虫”主任了，由此可见当时的棉花产量高低了。一般的家庭在给儿女们做新棉被时，也会掂量来掂量去，既要考虑多卖点棉花开销，又要统筹兼顾老小一家人的穿衣。真是反贴门神——左右难。即便这样，还是尽可能地把棉被絮的宽一些，厚一些！
至于后来有一年棉花大丰收，棉农卖棉难，排队要排上好几天、十几天，那是偶然。
说到各式各样的棉被，各有各的优点，但我总是固执的认为，还是父母为儿女准备的那一床床新里新表新棉花的被子最好，最柔软，最舒适，最暖和。因为那柔软舒适暖和的棉被里，藏着对儿女无言的关爱呵护、装着最真心的真情，还有难以放下的牵挂。即使你到了最为寒冷的地方，你盖上了父母给你做的棉被，睡梦里也会觉得周身暖洋洋的，因为被子里有满满的亲情！
缝制喜被子的时候，我们这边还会在被子的四个角放上“银毫子”，寓意孩子们会有钱一辈子，一辈子有钱！
有一种爱——父亲怕子女冻着，母亲怕孩子饿着！